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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玛雅彩票官网网址2022-03-21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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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换“将”、政策大转弯英首相特拉斯能否破局？ ******

　　中新网10月15日电上任不过月余，英国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突遭撤职。首相特拉斯提出一系列减税计划也再次出现180度大转弯。

　　但对于特拉斯政府的“调头”，外界似乎并不看好。英镑应声下跌、要求其下台呼声持续，不确定性笼罩着本就内忧外患的英国。

　　这位走马上任不过40天左右的女首相，又还能否走出困局？

　　【上任月余被“炒”】

　　当地时间10月14日，英国首相特拉斯解雇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而这距离克沃滕上任仅有大约38天。前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将接替其职位。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14日，英国伦敦，英国财政大臣夸西•克沃滕在唐宁街下车。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14日，英国伦敦，夸西•克沃滕在唐宁街下车。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这意味着，克沃滕成为有记录以来任职时间第二短的英国财政大臣。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在特拉斯竞选英国保守党党魁期间，克沃滕曾对特拉斯表示支持。成为特拉斯政府的财政大臣前，他甚至被称为她的“政治灵魂伴侣”。

　　对于克沃滕被撤职一事，特拉斯回应说，她“非常尊重”克沃滕“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并辞职的决定。

　　克沃滕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写给特拉斯的一封信，称能担任她的大臣是种“荣誉”，祝“一切顺利”。

　　【再次180度大转弯】

　　就在克沃滕被解雇当天，特拉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其政府减税计划再次迎来大转弯。

当地时间9月6日，特拉斯在伦敦首相府门前发表就任英国新首相以后的首次演讲。

　　9月23日，英国政府宣布该国50年来最大规模减税措施，但饱受外界质疑和批评，引发市场动荡。英镑对美元汇率在9月26日亚洲早盘交易中一度跌至1比1.03附近，创历史新低。

　　重重压力之下，英国政府的减税计划曾于10月3日出现重大转折。克沃滕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将放弃此前提出的取消45%最高所得税税率的计划。

　　不过10多天时间，特拉斯政府再次作出“耻辱性”的政策转变。她证实明年4月将把公司税从19%提高到25%，而她在保守党党魁竞选中曾承诺，将取消该增长。

　　在10月14日这场不到 10 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拉斯坦言：“我想说实话，这很困难。”

　　但在英媒看来，特拉斯拒绝为其政策造成的经济动荡承担任何责任，同时决心继续担任首相。她解释说，“很明显，我们的部分‘迷你预算’(政策)比市场预期走得更远、更快，所以我们现在履行使命的方式必须改变。”

　　特拉斯还认为，她“采取了果断的行动”，而且是为了国家利益。

　　【内忧外患、前景不明】

　　对于特拉斯政府的再次“调头”，外界似乎并不看好，英镑应声下跌。

　　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托尼•特拉弗斯认为，克沃滕成了“政府错误的替罪羊”，撤职并没有减轻特拉斯的压力，也没有让保守党平静下来。

资料图：英国一家加油站燃油售空后关闭。

　　近来，英国政府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创历史新低。还有民调显示，43%的保守党选民希望唐宁街迎来新首相。苏格兰首席大臣斯特金也呼吁举行大选，认为这是维护经济稳定的最佳做法。

　　在金融服务公司任投资总监的詹姆斯•埃塞还分析称，“除了不明智和不合时宜的财政宽松政策外，(英国)显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应对”。他进一步指出，英国通胀保持高位，政府借贷规模庞大，房地产市场可能遭受沉重打击。

　　此外，英国政府此前宣布以债务融资的减税计划之后，英国养老金行业几乎部分崩溃，迫使英国央行多次干预，这也引发担忧，即动荡可能席卷发达经济体。

　　面对相关威胁，一些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曾寄希望于美联储软化其激进加息的计划，但希望已破灭。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专家分析称，预计美联储今年将再两次加息0.75个百分点，然后在明年2月加息0.5个百分点。而这很可能将放大多国央行的通胀难题，英国经济自然也难逃雪上加霜的命运。

　　面对内忧外患、动荡不断的英国，紧急“换将”的特拉斯又能否重振士气，应对挑战？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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