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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兴起“代打电话” 主播称能赚钱但有点“擦边”******

　　直播间兴起“代打电话”：表白、整蛊、讨债……

　　主播称能赚钱但有点“擦边”

　　最近，“代打电话”在直播间兴起。网友只要打赏礼物，主播就可以提供“代打电话”服务。主播根据网友私信提供的电话号码、名字、想说的话，打出一通通电话。客户要求五花八门，有表白、送祝福的；有整蛊、讨债的；还有联系前任、测试男女朋友的。每个直播间，围观主播打电话的从一二十到几千不等。有人入行4个月挣了4万元，有的主播一天直播8小时，日入千元。律师表示，提供他人电话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对于主播代打电话问题，因涉及内容不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同；网友进行打赏委托，若主播实施违法行为，网友与主播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平台也应肩负起应有的监管责任。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万惠娟

　　记者蹲守“代打电话”直播间有人表白，有人测试男友

　　2月1日晚10点，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进入一个代打电话直播间，主播是位年轻女生，长相甜美，声音温柔，微笑说着：“大家给我点点赞，想说的话私信发我，还有要打电话的吗？”直播间显示观看人数8586人，点赞5.3万次。

　　评论区有人问：“打电话要怎么下单，送啥礼物？”

　　主播：“礼花筒排队，热气球插队，刷完把号码、姓名、想说的话私信发给我就可以。”

　　留言者：“男友一直不接我电话，你打一下，看他接不接别人电话？你假装是租客，要租房子，他是中介。”

　　主播：“可以的，送热气球立马打。”

　　直播间很快出现“热气球”特效礼物，主播接单并打通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同时手机开了免提，几声提示音后通话自动挂断。主播告知留言者对方不接电话，留言女生回复称：“知道了，谢谢主播。”对于主播来说，打了一次，就算完成任务了。电话打不通也算一单，照价收费。

　　记者围观一小时，主播共拨打了14通电话。

　　主播：“您好，这里是留言电台，你的朋友说暗恋你三年了，你过得还好吗？”

　　对方回复：“我有男朋友，祝他幸福！”

　　主播：“您好，您的朋友托我给您打个电话，我这边是情感电台代打电话的。她说好久不见，想问问你最近怎么样？”

　　对方回复：“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该直播间“代打电话”多以表白、道歉、测试为主。其间，有网友问：“朋友欠我钱，可以打电话让他快点还吗？”主播回复：“咱不打这种电话，去找催收，我们直播间不讨债、不骂人，文明直播。”

　　深夜近百位主播在“代打电话” 整蛊、催债，还有打电话催人挪车

　　深夜11点多，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代打电话”，发现有92位主播正在直播，约80%为女主播。很多账号直接命名为“代打电话”，有的则添缀“情感电台”“情歌传声”等。代打电话的方式基本都是关注主播账号，打赏一个“墨镜”或“礼花筒”，人多的时候得排队，送“热气球”可插队(墨镜价值9.9元，礼花筒价值19.9元，热气球价值52元)，把对方的号码、称呼、想说的话私信给主播即可，然后主播一一打过去。

　　打过去之后，主播会先告诉对方，这里是代打电话的，然后主播把打赏者想说的话跟对方说一遍。也有不少直接挂电话，以为是骗子，或者是没打通的。

　　除了送祝福、表白、道歉、整蛊、测试，有的“代打电话”主播还提供骂人、讨债、催人挪车等服务。

　　一位来自福建的主播，粉丝有2.8万人，直播间有上千人在线，一场直播点赞有5万次，主播在直播间透露，她一天直播八个小时，打100通电话，跟上班没什么区别。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一个墨镜10元来算，平台扣一半，主播能赚5元，一天打100通电话，利润就是500元。

　　“代打电话”的主播们，有全职也有兼职。有位在大学宿舍里直播的女生直接表明自己是“大学生，兼职赚零花钱，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记者发现，并不是每个“代打电话”直播间都很火爆，一个刚开播两天的直播间人数只有十几人，主播一直在跟大家唠嗑，半个小时都没接到单。

　　入行4个月，挣了4万元主播：在平台其实算“擦边”

　　主播巷子(网名)从2022年10月至今已直播了112场。偶然一次网上“冲浪”，他看到别的主播在直播间帮人代打电话，觉得应该会有市场，于是开始尝试。他告诉记者，这不算新兴行业，只是最近在短视频平台兴起，“早期电台就有这样的情感节目，热线电话打进去，主持人帮你打电话，把你不敢说的话传达出去。”

　　巷子说，帮别人打不敢打的电话，没有什么高深的套路，核心逻辑就是帮别人解决问题。“一般都是表白、道歉、分手、祝福之类的，找陌生人帮你打电话，一通只要10块钱，不是很贵却能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下单人多也说明这块的市场需求还是蛮大的。”

　　巷子每天直播两三个小时，直播间人数从几十到几百不等，每次直播大概要打三四十通电话，4个月大概挣了4万元。“代打电话的主播时薪差不多在50元到200元之间，勤快一点、流量好一点的日入千元不成问题。”

　　巷子坦言，“代打电话”在平台规则里其实算有点“擦边”，他曾“因透露个人隐私信息或可能骚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原因被平台封禁直播1天。“每个主播都有自己的底线，对于我本人来说，讨债、骂人的单都不接。‘代打’确实涉及到获取他人信息，但我不会非法使用这些信息。”

　　除了每天自己直播，巷子还教学生，上个月就收了七八个学员，每人收费几百元，教他们如何入门，“手把手教，我怎么做就教他们怎么做，一直到他们能独立直播，挣到钱为止。”他说，这行虽然门槛低，但想做好却不容易，“有一些运气成分在，这源于你直播间互动的内容，如果刚好你打电话过去，对话内容可以满足大家的猎奇心理，直播间一下涌进几千人都有可能，其实我们就是在直播间卖内容。”

　　律师：侵犯他人隐私权主播、网友、平台承担不同法律责任

　　提供他人电话等信息是否侵犯他人隐私？整蛊、讨债、测试男女朋友等这种行为侵犯了他人什么权利，有哪些法律后果？主播、打赏的网友及平台需要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吗？

　　对此，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咨询了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饶奋斌律师。饶律师表示，首先，提供他人电话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其次，对于主播代打电话问题，因涉及内容不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不同。饶律师说，如主播多次对他人实施整蛊行为或测试男女朋友的，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公安机关可处拘留或者罚款；如主播辱骂他人，对他人实施侮辱行为，公安机关可处拘留或者罚款，情节严重的则涉嫌侮辱罪或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讨债类型，如主播接受委托进行电话讨债，未实施辱骂行为，属于民事纠纷，如果半夜拨打电话，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则构成骚扰，应当受到行政处罚。

　　饶奋斌律师表示，网友进行打赏委托，若主播实施违法行为，网友与主播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平台，如未落实主体责任，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平台，则可能面临被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的法律风险。

中新社70年丨从“海棠院”出发，他走在最前面******

　　“从47个开始”

　　1952年9月14日，44岁的廖承志走出家门，向东行二三百米，走进了“海棠院”。

▲《中新社人文地图》，章新新绘

　　“海棠院”是以种植海棠树而闻名的老四合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北新桥三条(以前叫“王大人胡同”)东头北侧的中侨委大院里，是清朝理郡王府的旧宅，距廖公家很近。他家小院东墙，开了一个小门，便于他到中侨委大院上下班。

　　当年，《乾隆京城全图》中，曾描绘过“海棠院”，它是康熙长孙住过17年的故居。近晚，日军占领北平，小院曾沦为伪满洲国使馆。1949年之后，原是中侨委的办公场所，后来成为筹备中国新闻社办公的地方。侨领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80年代，还曾是国务院港澳办的办公地。

　　1952年，夏末秋初。这一天，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来到“海棠院”，出席建立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做动员讲话。当时，参加中国新闻社筹备工作的，共有47人，因此这篇讲话就被命名为：“从47个开始”。他说：“现在，你们有47个人，这在开头已经不算太少了。新华社起家的时候，才5个人嘛！”

　　打破关门主义

　　怎么样办好中国新闻社是筹建中国新闻社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廖公在讲话中向中国新闻社的同事发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号召。

▲廖承志历史资料图片，中新社发

　　廖公特别强调，报道要“群众化一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要使报纸能够办下去，但是现在有的人只求痛快，不顾政治后果，这是不对的。应该做到既能坚持立场，又能使报纸生存下去，否则是没有好处的。

　　第二，有些朋友很天真，不懂得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不知道根据具体情况照搬国内的一套，是常常要犯错误的。

　　“应使华侨对中国新闻社有好感”，他说，“中国新闻社首先要解决消息的形式问题”，“要如何使华侨看了不会感到它一点生气也没有。要做的有分量，就应掌握华侨的特点，了解其困难，报道要有特色。”

　　筹建中国新闻社过程中，时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中国新闻社组织了一批试播稿件，报送廖公审批。有一次，在一篇800字的综合报道稿件上，廖公批了6个字：“太长！太长！太长！”连用了三个惊叹号。

　　廖公在筹建中国新闻社初始，就为建构中新风格确立了基本路向：打破关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报道要“群众化”，为广大海外侨胞生存发展服务，为广大华侨报纸生存发展服务。

　　反对“文抄公”

　　从“海棠院”出来，西行不过一二百米，就到了原来中侨委的小礼堂。“文革”之前，中国新闻社的重要会议多曾在此举行。

　　1965年3月12日，廖公在这里接见中国新闻社分社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讲话主旨，非常鲜明，就是反对“文抄公”。

　　廖公特别强调，“中国新闻社是要把富有高度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为华侨中间、落后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这就需要马列主义水平更高一些。‘文抄公’不是马列主义。正是这样，我说，中新社编辑部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应当有高度的马列主义，而形式是爱国主义”。“我们天天发出的消息，是不是上政治课？上政治课是对的，但不是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不是没有血肉的、无的放矢、‘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

　　他说，“报道不要啰嗦、过长，要简短有力”，“中新社的报道，要根据马列主义的解说，把事实编排起来，要以思想理论的指导去摆事实，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讲话。中新社更要注重摆事实，以事实教育、团结华侨。”

　　对有些事情，廖公不主张对外公开报道。他一口气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反对封建迷信，如说‘大中华’(香烟包装盒)上两个华表是‘封建’；‘红双喜’(香烟包装盒)也要改，这是胡闹，不能报道”；

　　第二个例子，“宣传增产节约，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是爱国’”；

　　第三个例子，在讲话现场，有同志问，对贫下中农的作用如何报道？廖公当即说，“中新社在一个时期，综合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李双双’，在国内受欢迎，国外看不懂。”

　　廖公一再强调，“要提高通讯社的威望，切忌‘文抄公’。”他讲的“文抄公”，不仅仅指报道风格，也是说办好中国新闻社，要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在当时，廖公的讲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从原来中侨委小礼堂往北走，不远就到了中国新闻社旧办公楼。在旧办公楼的一楼，有一间面积不大的放映厅，可以坐四五十人。“文革”之后，中国新闻社复办，最初在小礼堂办公，上世纪80年代才搬到旧办公楼，小放映厅也成为中国新闻社举行内部会议的首选场地。

　　1981年2月26日，廖公在这里参加中国新闻社分社、记者站会议，发表即席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新闻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说，要“最大限度地加以灵活应用，面对国外，主要面对海外华侨，还有中国血统已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它的工作对象还可以扩大到和这四种人有密切联系的外国朋友。”

　　他特别强调，“你们中国新闻社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讲面对着复杂的群众，你说它是中间的也可以，说它是中间落后的也可以，甚至是完全落后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

　　他反复叮嘱，“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太了解我们情况的人，你对他们唱高调，变成对牛弹琴了。所以还要看对象。注意针对性，才能够定合适的调子。要不然，情况不同，对象不同，你弹出来的声音还是一个样子，那就不太对头了。就外面的读者、群众来讲，还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是一个规律。听高调的人总是少数。”

　　不穿“干部服” 要说“家常话”

　　这次讲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新闻社刚刚恢复建制不久，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中国新闻社的同志都希望廖公出来讲话，把中国新闻社确定为“国家通讯社”。

　　廖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新社是什么性质的通讯社”。他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不能认为中新社是同仁通讯社，也不能认为中新社仅仅对华侨宣传，就说它是一个杂牌通讯社”。

　　同时，他一再说，中国新闻社的报道“不要忘了一般群众”，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对于怎样坚持和发扬中新社风格，在这篇讲话中，廖公阐述得很清楚，且反复地讲，苦口婆心，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这篇讲话是廖公到中国新闻社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也成为他对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最后嘱托”。

　　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

　　廖公每一次到中国新闻社讲话几乎都没有讲稿，即席而谈，开门见山，不讲官话，没有套话，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提纲挈领。

　　从“海棠院”到小礼堂，再到小放映厅，廖公的这三次讲话，在中新风格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回答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走向哪里”的重大问题，是中新风格生成、发展、成熟的历史样本。

　　始终不渝地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为海外广大侨胞服务，是廖公对外宣传思想活的灵魂，也是中国新闻社历经历史曲折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他不是中国新闻社的编辑记者，也未在中国新闻社担任过任何职务，甚至他的履历表上也没有他与中国新闻社历史渊源有关的文字记载。但一早一晚，他常常要听取中国新闻社工作的汇报。晚饭后，他有时还会到中国新闻社总编室，了解发稿情况，审看稿件。

　　1952年9月14日，“今天，中国新闻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的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从47个开始”那篇著名的讲话之后，中国新闻社的队伍从“海棠院”出发，日益壮大，浩浩荡荡。七十年了，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承志先生。